饶毅：海归应做改革主力军 同流合污对不起国家

Stephen Z(美国)

 

    饶毅其人  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、生命科学学院院长，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。

　　海归前曾任美国西北大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、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。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和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。 先后协助推动建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、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。2004年起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。2007年9月全职回国。

　　饶“议”有理

　　“儿子、女婿”应该一个样，海归博士也应该从助教做起，科研教学两手抓

　　海归推动科改，必须要形成关键多数，没有做到只能离开

　　有自信的年轻人，应该无论社会如何喧哗都有自己长远追求

　　中国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我们可以一步步地往更好的方向走

　　金融比科学更重要？ 没有硬实力不能主导软实力

　　在没有掌握前沿科学的情况下，不可能凭空靠金融等手段维持国家强大

　　饶毅清楚地记得自己这代人科学生涯的起跑线，“是1978年初，以郭沫若名义撰写的《科学的春天》、徐迟采写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先后发表，激励了一代中国人投身科学。”但当他30年后放弃美国优厚的职位和待遇，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时，却顿感时过境迁，“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，只有新华社发了很短的消息，社会上、即使在科研单位似乎也鲜有反响。这与30年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引起的举国皆动不可同日而语。”

　　饶毅发现，科学遭遇的不只是冷落，简直是冰水，“有时髦的经济学‘讲家’——经常在各种场合讲经济学的所谓专家，最近表示，中国不用发展科学，中国应该只发展娱乐和服务行业，这是中国发展关键所在。从老师到家长，很多人都认为年轻人不必学科学而应该学金融。”更让他觉得哭笑不得的是，“我听说还有少数小学生甚至认为做贪官是最好的。”

　　在这种“中国用不着做科学，抄别人专利也能发展”的论调中，日本成了“不发展科学，也成世界经济强国”的例子。针对这种观点，饶毅认为，“所谓日本科学不好而经济发展很好，根本是误解。”饶毅指出，日本科学不如美国，但比中国好多了，日本1949年获得首个诺贝尔奖，迄今已有约20位获奖人，中国还是零；生物医药研究方面，我们不如日本1980年代的世界地位，那时日本已有几个诺贝尔奖级的项目；日本有年销售近160亿美元的武田公司，而中国的世界级大药厂数量为零，这正是因为日本生物医学研究优于中国。

　　日本所谓不够强是与美国比起来说的，日本技术创新还不够多，有些领域还受制于美国，不能完全掌握产业的发展，所以它也无法靠调节金融来影响世界。调节金融的基础是国家有硬实力，没有硬实力不能主导软实力。

　　“如果我们讥笑日本没有科学，那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，而是更差者笑话较差者。”饶毅认为，“中国后30年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原创技术，没有科学研究做支撑，无法顺利解决。在没有掌握前沿科学的情况下，不可能凭空靠金融等手段维持国家强大。”

　　“面包论”仍适用  人家不研究我们就没办法

　　“难道我们总是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，并因为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吗?不要忘记，面包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。”

　　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导致技术创新、经济发展，导致国家强大，这是现代大国崛起的必然规律。让饶毅忧心的是：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的中国，学界、企业依然缺乏自主创新，缺少核心技术，“有些信息企业的发展，是在中国政府特殊的保护政策下获得的。迄今为止，我国绝大部分药是西方发明的。像肝炎等病，中国有近亿患者，而西方发病率低，因此并非研发重点。人家不研究，我们就没办法了，因为没地方进口了。”

　　饶毅坦言，自己对中国科学的看法与对中国的看法很相像，“对远景乐观，对现状很担忧。”他认为，中国的自然科学学科已经“脱贫”。

　　但重大的科学工作少，原创性科学研究对产业和经济影响小。中国科学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。我们目前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，也低于中国的历史记录，低于国家科研经费的增长，低于人民对科学的需求。

　　饶毅现场引用了1883年美国科学家罗兰的文章：“如停止科学的进步，只留意其应用，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，因为他们只满足于应用，却从未追问过原理，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。因为没有寻根问底，中国人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。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，并因为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吗？不要忘记，面包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。”

　　饶毅更在现场意味深长地反问：“因为我们有百度，可以搜索更多的‘面包屑’，就以为我们的科学更发达了？”

　　论文数量不代表质量  选人才不能异化为“选刊物”

　　科学上数量第一第二都没关系，关键是质量，质、量之间的差距越大问题越大

　　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？饶毅语出惊人：“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，相对水平低于美国1910年水准。那年，摩尔根发表了对果蝇白眼突变分析的论文，一个学科——遗传学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被奠定，我们迄今没有这样的成果，没有这样系统性的学科建树。”

　　在中国的论文数量上，饶毅做了一回说破“皇帝新装”的人，指出国内出于“论文崇拜”、“国际期刊崇拜”，竟供养了大量“傍名刊”的国际骗子。最近有英国《自然》杂志集团下的一家媒体提出一个“妙论”，说中国科学论文发表量是世界第二，相应地证明中国科技水平世界第二。

　　饶毅表示：“实际上，英国杂志《自然》为了赚钱。近几年出版了一本《Nature Communication》的杂志，这份杂志明确表示，凡是没有造假的文章都可以发表。还有前几年另一家国外出版社出版的《Plos One》，这些以版面费牟利的杂志，收到大量中国投稿，所以短时间内，大量来自中国的论文发表在nature集团的杂志上，发表量急剧升高。国内有些机构、部委竟将发表在这样刊物上的论文计算在有关统计中，nature这样宣传就是吸引你们来发表。”

　　回国五年，饶毅在各地科研院所大学看到的现况尤为惊心。随着经费的增加，中国科学界不再致力于先进仪器的研发，而是花高价购买国际尖端仪器装点“先进实验室、研究所”的门面。“过去几年，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20%的速度在增加，两倍于GDP增速。有些单位竟然用买断国外某种仪器的办法当个短暂的“世界第一”，其利润还来不及抵债，所购的仪器就被更新换代。不少国际著名科学资助机构到中国来之后都感慨，你们中国太有钱了。”

　　饶毅指出，当代中国科研不仅与世界，即使与上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、60年代的两弹一星，70年代的袁隆平杂交水稻等近代辉煌相比，也有相当大差距。

　　“即便与国家投入的经费增长相比，我们也有距离。”饶毅做了一个比较：过去几年，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20%的速度在增加，两倍于GDP增速。经费增加后，成果数量确实增加了，但质量的增加非常有限。

　　同时，“山寨中国”也令饶毅对当下的科研水平感到失望：“在应用方面，我们希望科学研究能帮助中国产业从目前的加工、拷贝、山寨、盗版走向自主创新，对得起纳税人的合理要求。”

　　“在科学领域，数量第二、数量第一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质量。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差距越大，问题越大。从科学来讲，质量最好的人功劳最大，其他人只是辅助者；从应用专利而言，首先获得发明和专利的人最能赢利，其他人的改进和应用只是得小钱。所以在科学技术方面，数量常为质量‘打工’。”

　　科学体制革改讨论迟来却未晚  改革需消除中国式嫉妒

　　现行科研体制需要改革。为了这个今天看来已经是社会共识的结论，饶毅和呼吁改革的海归学者经历了冰火两重天。

　　2004年底，饶毅与另两位知名海归鲁白、邹承鲁在《自然》（《Nature》）杂志中文增刊发表了有关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。“说的是国内学术界人人都知道的弊病，但有关部委认为是针对他们的，禁止全国的刊物讨论科技体制。”

　　但到了2010年，饶毅与另一位著名千人计划海归学者施一公联合在《科学》杂志发表英文文章，重提中国科技体制改革。几天之内，国家领导人就批示六个主要部委，要求他们提出改革的应对措施。经过多方面准备，今年国家正式提出要改革科技体制。至此，科技体制改革的讨论在延迟了7年后，有望获得较大推进。

　　饶毅坚信：“对于中国科学界而言，国家的宏观决策、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、单位的管理和科研效率等都可进一步改善。其中部分重要问题，可以通过体制改革作出较大调整。我认为科技体制改革，相对独立于其他领域，关键在于我们多大程度愿意改革自己所在的体制。”

　　饶毅现场举出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（NIBS）作为例子。

　　在中组部、科技部、北京市支持下，国家为探讨科技体制改革，于2004年建立了北生所，首任所长是留美著名生物化学家王晓东。

　　8年来，该所摸索实践在中国可行的录用、支持、评审机制，在论文发表、科学发现、应用、人才培养、国际同行认可上都有突出表现。今年，国际最著名的科研资助机构之一美国休斯医学研究所（HHMI），宣布资助美国以外的科学家，每人几十万美元。全球共27位科学家获得资助，中国有7位，其中4位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。

　　饶毅认为：“以经费投票是比口头赞誉更实在的评价，一个研究所获助超过中国生命科学半壁江山，是对北生所很大的肯定。”但国内对北生所的这种肯定并不多。北生所的科研经费在2004年是1亿元，当时是突出的，但到2012年和同行相比却落后了。2012年其他研究性质相同、相当规模的研究所（如科学院遗传发育所、生物物理所）经费已是3亿到4亿元，约为北生所的3倍左右，但其产出与北生所有相当距离。

　　饶毅介绍：“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北生所的体制，经费通过原体制和机制分配，即使钱很多，效率也低，这是鲜明的对比。”

　　饶毅坚持认为，“对中国来说，北生所是一个价廉物美、切实可行、实践了8年的中国本土的改革成果。”2007年，中组部、科技部、北京市在北生所蹲点考察后准备向科研界推广，促进全国的科学体制改革。征求其他单位意见时，却遇到很多阻力和负面评价。

　　明明很好的体制和成果，为什么会有争议？饶毅认为，一种是害怕新体制会排斥其他体系，一种是中国式妒忌。一些人还有南郭先生心态，怕新体制下现出其原形。

　　饶毅慢慢发现：“有人不反对我说的内容，但是反对我说。我希望科学界知情人在所有不同场合都能讨论改革、支持改革、实施改革，而不是描黑、反对和阻碍体制改革。”

　　海归应做改革主力军  同流合污对不起国家

　　无论在什么岗位，我们都可以推动改革；只要我们坚持，就可造就中国的良性科学环境

　　对待海归和本土学者，饶毅一直呼吁要“儿子、女婿”一个样。在推动科研体制改革上，他认为海归甚至可以担当得更多：“多年来，海外留学人员对中国的科学有过很多的作用。今天，海归在中国科学体系里基本已占主导地位。因此，有些存在的问题其实并非国家的失误，而是我们海归的实践所致。”

　　饶毅认为：“无论海归、非海归，都应该坚持原则，为人正派。我们回国要适应该适应的，但如果回国后以适应为名，与不良习俗合流，就对不起国家对海归的引进。所以海归们更应该成为良性力量，助推改革。”

　　2011年，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后，饶毅宣布永不再参选院士，并向北京大学递交了辞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的辞呈，但未获批准。在演讲现场，饶毅透露，自己再一次提出了辞职申请。

　　但饶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自己致力于推动科研改革的初衷有所改变：“无论在什么岗位，我们都可以推动改革。行政力量固然推动幅度更大，但每个海归学者即使在自己领导的研究组、所教的课程上，也可以推动改革，也能通过支持其他人的实践而影响改革。”

　　回国五年来，饶毅竭力而为，哪怕很多时候那更像是 一个人的改革。“有一种现象很普遍，需要纠正。科技教育界95%的人都说支持改革，但究竟怎么改革，很多人想法不一。结果是，人人高喊改革，但改革却很少得到推动，而且不会因为不改革而受罚。因为不改革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，比如课题申请到国家项目时，费用平分，还会获得鼓掌，但不一定为国家发展带来益处。

　　很多人对饶毅辞职的决心如此坚定感到不解。饶毅的体会是，“其实在任何层面，包括院系的改革都是能做的。无论是国家，还是北大的行政体系，对改革坚定支持。常常是基层的科研、教学人员不愿意再跨一步，有一劳永逸的倾向；在科研相关的研究型大学，教育需要改革，并非教育部不准做。我咨询了有关部门，多个政策只要学校批准即可实施，但院系负责人、老师不愿意尝试，或害怕造成矛盾，或怕工作加压，或怕承担责任。”

　　饶毅认为，海归对中国科学的作用有两个关键点，一是在国内环境中，为人要坚持原则；二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，工作要扎实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坚持，就可造就中国的良性科学环境。即使近50年中国科学难以全面超过世界水平，但在30年之内，必定会在应用和基础方面出现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成果。某种程度而言，要通过自己的工作，影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，科技教育界应该走在前头。

　　饶毅希望并坚信未来会出现那样的场景：“几十年后的中国科学界，会笑话今天我的一些言论，说你们这也是改革？那是常识——为人自尊一点，做事扎实一点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摘自网易）